38位藏传佛教高僧来中央社院结“善果”

西藏班开班式

认真学习

　　如果你驻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你会时常看到这样一幅场景：

　　头戴穆斯林小白帽或者绿色瓜皮帽的伊斯兰教阿訇穿过冬天里仍透着绿意的校园，前往清真餐厅用餐；

　　身着紫红色袈裟的藏传佛教法师，手捧讲义前往教学楼上课；

　　来自四面八方、操着天南海北各式方言的新的社会阶层培训班的学员，在校园里三五成群热烈讨论……

　　这个场景，请你不要感觉稀奇。中央社院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党校。走在校园里，学员的“多样性”正是魅力所在！

　　这不，新疆爱国宗教人士研修班前脚刚走，西藏佛协理事班又接踵而至了。

　　面对高大上的“西藏班”，该怎么讲？

　　西藏班学员有38人，全部都是中国佛协或者中国佛协西藏分会理事，其中还有多位活佛。他们来自西藏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那曲、阿里等各地寺院，包括藏传佛教格鲁、噶举、萨迦、宁玛以及苯教等教派，自身宗教学识深厚，信众基础广泛。

　　中央社院作为一所高等政治学院，对各界党外代表人士进行共识教育是重要职责。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伊斯兰教界代表人士，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港澳台侨精英群体等等，不同社会群体，背景不同、信仰不同、思维观念千差万别，怎么培养共识？基本共识又是什么？中央社院的答案很简单——中华文化，因为所有人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中华文化是所有人的根儿，中华文化共同体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央社院针对十大对象群体，设计出了“十个讲清楚”，“讲清楚”的内核只有一个——以“大一统”为核心要义的中华文化认同。也就是说，你可以来自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职业，拥有不同信仰，但作为中华儿女的一份子，都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的核心共识“大一统”。

　　用中央社院党组书记在西藏班开班式上的话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绵延发展至今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而且日益深化了命运共同体认同，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成为各民族最高利益，也是各民族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成为中华文化“大一统”的深厚基因。“大一统”就是把众人的力量集聚成一股劲，把多元文化和族群凝聚成一种力量，在当代表现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大一统”不仅是政治上的大一统，更是文化上的大一统；不仅是过去的天下观，更是当代中国人在各种思潮冲击下共同坚守的价值底线。

　　不管在新疆爱国宗教人士研修班还是西藏佛协理事培训班，中央社院都安排了一堂必修课——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讲授的《中华文化要义：大一统》。在课堂上，学者用学理性的框架，用通俗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向穆斯林阿訇们、藏传佛教喇嘛们讲述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道法自然”“原善”等理念的内涵，讲述中国古代郡县制、科举制、文官制的由来和功用，历数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的义理基础和制度建设，核心理念就是“大一统”。

　　在课程的最后，杨立华这样向学员总结：“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实践中，是有一些共同的历史经验的——中央权威的确立是一切的关键；要在国家内部建立起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对地域性的文化差异持宽容态度，不强求一律；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保证各民族间婚姻的联系，从而促进民族的交融和文化的理解。”

　　“讲清楚”对西藏班来说，开了哪些“小灶”？

　　如果说，“大一统”是中央社院讲清楚中华文化的底线，是面向所有群体必须“讲清楚”的必修课，那么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量身定制，因材施教，讲清对象群体所处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深厚渊源，则称得上是中央社院“讲清楚”的特色课程了。

　　以本周开班的西藏班来说，中央社院邀请了多位专家名师，在10天左右的时间内为学员讲授《中国宗教关系的历史传统》《当代中国佛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交流史》《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课程。所有的课程，形式上分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宗教理论政策”两个教学模块，内涵里实质上埋着两条主线。

　　主线一：讲清楚藏传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汇通互补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

　　比如，关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关系。权威人士作了精妙的概括：“藏传佛教作为中晚期大乘佛教的代表，与作为早期大乘代表的汉传佛教，共同构成了大乘佛教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汉文为载体的汉传佛教和以藏文为载体的藏传佛教是大乘佛教最重要、最系统的文献宝库，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零星的印度和西域梵文本佛经。因此，汉藏佛教的相互交流将是未来世界佛教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的重要方面，更是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比如，谈到宗教中国化，权威人士提出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宗教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并列举了生动的事例：

　　一是佛像。唐代文成公主千里迢迢远嫁西藏，带去了珍贵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这尊像开始供奉在拉萨的小昭寺，后来挪至大昭寺，上千年来接受成千上万藏地信众的膜拜。这尊佛像成为汉藏民族交往的象征，也成为汉藏文化交流交融的一段佳话。

　　二是“风马”。在藏区随处可见深山、寺庙、宗教活动点飘动着以经咒图像印于布、棉纱、丝绸和土纸上的各色小旗，人们称其为“风马旗”，藏语里叫“隆达”，而“隆”是风的意思，“达”是马的意思。据学者考证，藏族的风马和汉族的纸马所具有的祭祀功能是一样的。从这一微小的细节，可以看出西藏早期信仰的发展变化，也进一步证实了早期汉藏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是建筑。在北京也可以看到藏族文化的影响，妙应寺、北海公园内白塔是藏式佛塔，雍和宫、西黄寺是藏传佛教寺院，现在成为北京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和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四是词汇。藏族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有大量词汇是从汉语借用的，如茶、锁、公主、国师、帝师、坎肩、丝、夹子、洋蜡、萝卜等。

　　主线二：讲清楚中央与西藏的关系，突出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群体。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彬为西藏班学员们上的课是《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他讲道：“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700余年来，封建王朝有过数次更替，社会状况有过重大变化，国体和政体也有过几次更改，然而，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把西藏地方划定为一个行政区域，对西藏一直维护和行使着主权，而且在治理西藏的方略上，既有继承，又有不断的探索改进。”

　　中央民族大学的喜饶尼玛教授给西藏班学员们讲了清朝中央政府和达赖、班禅之间的两个故事。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率西藏僧俗官员及随从共3000多人，出发前往北京。五世达赖在自传中记载，‘皇上拨白银九万两，专门为我修建了一座名为黄寺的如同天神苑囿一般的居处，围墙与环绕主殿的僧舍俱全。主殿内外贴敷金箔以代零星彩绘，富丽堂皇，金光灿烂。’100多年以后，乾隆皇帝70大寿之际，特意邀请六世班禅大师进京祝寿。乾隆为了接待班禅，仿照扎什伦布寺在热河修建了供他驻锡的寺庙、两座金塔殿、佛殿和僧舍，又在北京修缮了西黄寺，场景相当宏伟壮观。”

　　时移世易，时代条件不断变化，汉藏文化交流融合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对于藏传佛教而言，所谓中国化就是立足于中华文化土壤和当代中国社会环境，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西藏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这既会促进藏传佛教与时俱进的发展，也是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推陈出新，还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筑牢中华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增强国家认同。”权威人士这样告诉小编。

　　藏传佛教高僧有啥想法？四位活佛有话说！

　　来中央社院学习的藏传佛教高僧们，接受了这样的中华文化共识教育，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洛桑强巴、贡塞宁波、成巴次仁和索朗尼玛是来自西藏的四位活佛。洛桑强巴是中国佛协副会长，噶举派，来自拉萨直贡梯寺，今年已年近八旬，是培训班最年长的学员；索朗尼玛是格鲁派，来自林芝曲宗寺，只有25岁，是最小的学员；贡塞宁波和成巴次仁则都是苯教派，一位来自鲁布寺，另一位来自朗色寺。

　　贡塞宁波活佛具研究生学历，是培训班里学历最高的学员之一，他说自己上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读过两年书、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读过三年书，2007年又在中国人民大学上了研究生。老老少少四位活佛坐在一起，祥和中透着庄严。

　　怎么理解中华文化这个共识？

　　洛桑强巴说了精炼的三个词——“爱国爱教”“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年轻活佛索朗尼玛能说一口特别标准的普通话。他说：“藏传佛教不管在历史上还是现代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儒释道三者都融汇在中华文化里，其中的‘释’，既包括藏传佛教，也包括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谈到新时期的藏传佛教，他说，我们要更加接近儒家、道家，接近其他民族的文化。

　　如何看待内地假“仁波切”满天飞？

　　贡塞宁波说，真活佛都是经党和政府批准的，并且得到了信教群众的真心拥护，他们在修行、造诣、学识上都具备一定的素质，普遍拥护民族团结、拥护祖国统一，要为人民服务。

　　年轻活佛索朗尼玛则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真的成不了假的，假的也成不了真的。但是，能遇见真活佛就是一种善果。”

　　怎么看待这次培训？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用14天时间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习交流，无论对学员来说，还是对外界的我们，都仿佛遇到了“善果”。

　　贡塞宁波说，“在中央社院几天的学习让我学到了很多，特别是系统学习了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使我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我们的政府”。

　　25岁的索朗尼玛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对我来说，我想在这里好好学习，堵住自己思想认识上的一些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