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法师：纪念中国佛学院成立六十周年(图文)

六十年来的佛教教育探索与实践
——纪念中国佛学院成立六十周年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 学诚

　　佛教的本质，是一种系统完整的生命教育。从印度到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佛教顺应时空因缘的变化而衍生出不同的教育方式。经典传译是中国佛教兴起的第一步，由此而产生了两晋至初唐的译场教育，伴随着大乘经典的翻译与义理辨析，培养出精思博学的义学僧群体。唐代八宗并起，开创出真正中国化的教证体系，而禅宗的清规制度和丛林熏修更成为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佛教教育之主流。这一格局直至晚清之际被“千年未有”的政治、文化巨变浪潮所冲破，从此中国佛教及教育被迫走上了一条现代转型的艰苦探索之路。而早期佛学院的诞生，便是近代佛教转型的最初成果与标志。
　　
　　1956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凝聚着无数佛教教育先行者心血与近代佛学院成败经验的中国佛学院，终于在新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中国佛学院是近代以来佛教界仁人志士对现代佛教教育进行不懈探索的成果，是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实验基地。它和中国佛教的命运息息相关，和国运民生息息相关，也和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嬗变大势密切相关。可以说，中国佛学院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在佛教界的一种体现。
　　
　　六十年来，中国佛学院借鉴历史经验，开拓思路格局，以极大的坚韧和努力走出了一条继承传统、适应时代的现代佛教教育之路，为百废待兴的中国佛教事业培养出大量高素质佛教人才，也为国家的繁荣安定、文明进步作出了宗教界应有的积极贡献。在全球化影响日益广泛、中国社会转型更为全面深入、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国佛学院也要不断超越自我，以自信的勇气、开放的姿态、务实的作风，推动佛学院建设融入广阔的社会时代，将佛教人才和佛教文化的正能量传向整个世界。
　　
　　一、跨越两个世纪的近现代佛教教育探索之路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在炮火硝烟中开始了痛苦艰难的自我改造。戊戌变法对科举制度的废除，预示着20世纪的中国教育和文化将进入一个与千年历史迥别的现代社会模式。1905年，自隋代以来支撑着中国社会人才流动体系的科举制彻底终结，新式学堂兴起。在这样的历史巨变中，佛教和寺庙毫无预感地被卷入了“庙产兴学”的风潮，无论千年古刹还是普通小庙，与整个中国一样陷入了生死存亡之秋，从此不可避免地应对着时代风云的变迁。
　　
　　从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劝学篇》，到1915年袁世凯政府出台《管理寺庙条例》，再到1928年—1930年间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内政部长薛笃弼重提庙产兴学方案，中国佛教界经受了三十余年的剧烈冲击和不安。如太虚大师于1931年所说：“自清季以来，佛教即入多事之秋。三十年来常有僧寺能不能存在之问题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僧寺时感无限之恐慌。”[1]寺庙、僧人、佛教如果不能快速进行时代转换，成为近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进步力量，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正是这种严峻的现实危机促使佛教界仁人志士以各种方式革故鼎新，为佛教开辟生路，或兴建新式僧学堂、佛学院，或刻印流通经典，或组织义学研究，或创办佛教刊物，甚至纷纷成立全国及地方性佛教组织，以图从教育、思想、文化、宣传、组织等多方面培养佛教有生力量，发出佛教的声音，彰显佛教的价值，维护佛教的权益。

　　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居士，面对佛教界的内忧外患，深觉“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2]。出于强烈的护教使命感以及弘扬佛教于世界的国际视野，他不仅成立金陵刻经处，而且着力兴办佛教教育，于1907年创办洹精舍，招收缁素青年，创设佛学与新学并举、中文与英文兼习的现代佛教教育模式。虽因经费问题维持仅仅一年多，但为中国佛教培养出太虚、欧阳渐、梅光羲、仁山、智光等颇具时代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太虚大师评价：“祗洹精舍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3]20世纪初，祗洹精舍能从各地纷涌的僧学堂中脱颖而出，为近代佛教教育涂抹出第一笔亮色，主要因为杨仁山居士创办教育的发心、立愿超越了当时保寺护产的一般认识，而呈现出复兴佛教的全局意识和广弘佛法的世界眼光。太虚大师对此深有感触：“据我所知，当时佛教或僧徒的办学，全系借办学以保持寺产，并无教育佛教人才以昌明佛法的意图，所以办的学校亦是模仿普通的学校。但杨老居士的设祗洹精舍，则与摩诃菩提会达摩波罗相约以复兴印度佛教及传佛典于西洋为宗旨”[4]，故“精舍虽寥寥数人，与三十年来的佛教，颇有不少的关系”[5]。
　　
　　正是这种为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培养人才的高起点、大格局，启发了太虚大师重整中国佛教、培养现代佛教住持僧的教育理念。他深刻认识到：“如有寺院僧尼之存在，即为代表佛教之主体，若不能适合此时此地之社会需要以发扬佛教精神，即失其存在之意义！于此如不谋改善，必归淘汰，而现今中国之寺制僧制，必待整理，乃堪表扬佛教。”[6]“故今为保存发扬整个的佛教计，必须造成真能住持佛法之僧才，为风雨飘摇中的佛教僧寺开一新出路。此为办僧教育之目的。”[7]其宏观构想在于从根本上全面整理中国的僧伽制度，而这一理想的现实落脚点则从开办佛学院起步。
　　
　　1922年，太虚大师创立武昌佛学院。学院“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规制，学生在家出家兼收。第一期是造就师范人材，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的依着《人乘正法论》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去。”[8]佛学院的宗旨一方面是培养引领中国佛教的现代僧伽，以期实现全面改进僧制的大目标；同时也培养具足正信的在家居士，以期推动佛教的人间化、社会化。因此，学院体制结合了传统丛林教育和现代大学教育，开设的课程不仅有汉传佛教各宗派教义源流，还有因明学、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中外哲学、论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英文、日文、梵文、藏文等，并坚持朝暮课诵、打坐参禅。可以看出，武昌佛学院从教育宗旨、教育体制、课程设置到人才出路，都传承了洹精舍的经验和理念，而其理论的宏阔、体制的全面、课程的丰富，尤其是佛教教育的现实针对性与社会化程度，则较杨仁山时代有了更大的跨越和提升。
　　
　　武昌佛学院不仅造就了如大醒、大勇、芝峰、印顺、法尊、法舫、慈航、优昙、竺摩、妙钦、演培、瑞今、隆根等近现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催生了具备现代理念及体制的众多新式佛学院。太虚大师自言：“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渐渐多了，如常惺法师在安徽、闽南、杭州、北平等地办的佛学院等，都受了武院风气宗旨的影响。从我造就出去的人材中，办开封、九华、岭东、普陀等佛学院，和武院有连带的关系，更不待言了。”[9]武昌佛学院之所以对近现代中国佛教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根本原因是创办人太虚大师敏锐把握了时代因缘，抱着为整个中国培养现代佛教人才的宗旨，创造性地吸取融合了古今中外、佛学世学的教育经验，走出了一条从形式到内涵都已超越传统格局的佛教教育新路。用大师自己的话来说，武院以前的新式僧教育，大多不过是“讲经法师的养成所”[10]，它们与大师“造就改进整个佛教的人材相差得很远”[11]。事实上，这种“讲经法师养成所”，依然沿袭着传统佛教的遗绪，对于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近现代中国，无法真正接轨、契应。而武昌佛学院恰恰开启了通向未来的现代佛教教育模式，在适应社会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佛教的新生。
　　
　　1927年，太虚大师将教育重心转向闽南佛学院。1928年游历欧洲时，又发起成立世界佛学苑，希望“综合世界的佛教，研究成世界的佛学，实现为世界的新佛教”[12]，并以此推动中国佛教的革新。此后，大师相继将闽南佛学院、北平柏林佛学院、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都纳入世界佛学苑不同语系的教育体系之中，又将武昌佛学院改设为世苑图书馆。虽然最后因为战乱烽火、经费不足、人事不谐等诸多原因，太虚大师的“佛教改进运动”和“世界佛教运动”都未最终达成，但其超前的思想观念、建僧兴教的大局意识、开放的世界格局以及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伴随着他一手开创的佛教革新成果，已成为现代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和原动力，这也是后来中国佛学院得以诞生的重要精神渊源。
　　
　　在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的同一年，杨仁山佛教事业的另一后继者欧阳竟无居士，于南京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内学院以讲学和刻经并重，其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学制分中学、大学、研究、游学四类，初拟设法相、法性、真言三大学，后因师资与财力不继，仅于1925年成立了法相大学。支那内学院开近代居士佛教教育之先河，培养出吕、汤用彤、熊十力、梁启超、梁漱溟、王恩洋、陈铭枢等一大批佛学学者，对于近现代佛教义学的复兴和佛教的社会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跨越了两个世纪的历史风烟，凝聚了广大仁人志士对佛教前途命运的忧思深虑、悲心宏愿，书写了一次次前赴后继的奋争、创造、失败和坚持，在世纪交替的烽火和文化巨变的浪潮中艰难地探索着现代佛教转型之路。佛教教育的开拓者们不仅为中国佛教的振兴贡献了全部的智慧才华，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松风、素云、敬安等法师。敬安法师为松风法师所作的悼诗：“末劫同尘转愿运，那知为法竟亡身？可怜流血开风气，师是僧中第一人！”[13]成为包括他自身在内的近现代佛教先行者的悲歌。
　　
　　新中国成立的中国佛学院，正是近现代佛教教育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成果，是前辈大德们生命和宏愿的续写，因此无论其精神宗旨、教育体制还是师资力量，都体现着历史的传承；而新的时代背景更赋予佛学院于教、于国的大使命，由此谱写出气象恢弘的佛教教育新篇章。
　　
　　二、中国佛教教育的新纪元——中国佛学院六十年历程回顾
　　
　　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中国近现代佛教的理想航船终于停止漂泊，登陆于一片崭新的土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全国性高等佛学院，它与近现代佛学院既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又体现出突出的时代特征。佛学院从建立之初便汇聚了全中国最优秀的佛教资源，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因此不仅承载着佛教界近百年的理想与希望，也寄托了一种国家理想。由此，中国佛学院开辟了中国佛教教育历史的新纪元，也担负起特殊的社会使命——不仅要为佛教事业培养优秀的后继人才，弘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同时肩负着对国家安定和民族统一的社会责任，对中华文化传承光大的历史责任，以及对世界和平促进维护的国际责任。这份沉甸甸的使命和责任，贯穿着中国佛学院六十年来努力前行的每一步，同时也提醒我们每一位佛学院的建设者和参与者：只有始终不忘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连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世界大势呼应，才能让佛学院的发展充满生命力和广阔前景。
　　
　　（一）从传统中新生：1956—1966年
　　
　　1、佛教理想与国家愿景的共鸣
　　
　　建国初期，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刚刚经历了社会变革的中国佛教，处于组织涣散、教育停顿、人才匮乏的状态。因此，整合佛教、厘清思想、统一组织、培养人才成为新中国佛教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也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内促发展、外结邦交。国家安定建设的需要和佛教恢复发展的需要在新中国的热土上相互共鸣，直接推动了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的相继成立。
　　
　　早在1952年中国佛教协会开始筹备时期，培养佛教人才、开办佛学院的设想就已经被纳入议事日程。经过各方努力和认真筹备，1956年9月28日，中国佛学院终于在北京法源寺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中国佛学院从筹备到成立，不仅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而且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这所划时代的佛学院，是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生动体现，也是国家对佛教界特殊社会作用的肯定和期许。

　　
　　1956年9月28日，在中国佛学院成立的吉祥日子里，国务院副秘书长张策、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杨静仁莅临典礼现场。何成湘局长在致辞中说：“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佛教僧众中的佛学水平和爱国觉悟，培养新的人才，为了更好地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中国佛教协会在政府的赞助下，集中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开办了这所佛学院。这所佛学院按其师资、设备和规模说来，在我国佛教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14]在开学典礼上，除了国家领导，还有来自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七国11名高僧组成的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以及南亚各国驻华大使等国际嘉宾。建院后不久，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又亲临佛学院进行视察。这些都表明，中国佛学院的建立不仅是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承载着国家安定团结、文化交流、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也可以说，从佛学院诞生伊始，中国佛学院的命运就和中国佛教的命运以及我们国家的命运联成了一体，深切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佛学院在中国佛教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更真实地感受到佛学院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2、时代风貌与传统底蕴的交融
　　
　　中国佛学院首任院长喜饶嘉措大师在开学致辞中强调：“这样规模宏大的佛学院，自中国有佛学院以来，是从未有过的。这样的佛学院得以创办成立、正式开学，标志着中国佛教的重兴。”[15]
　　
　　这座“从未有过”的佛学院从学校选址、师资力量、学僧来源到课程设置，都汇集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佛教资源，其“国家级”的规模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学院落户北京千年古刹法源寺，其悠久的历史、清雅的环境、丰富的文物为佛学院营造了安宁纯净的学修环境。佛学院从院长到老师，都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界颇具影响力的硕学名德。院长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高僧，青年时期即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并完整校勘《甘珠尔》大藏经，成为西藏学术界泰斗。大师还是有名的“爱国老人”，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国家统一作出过重大贡献。副院长法尊法师和赵朴初居士，都是近现代历史上为中国佛教事业付出不懈努力的大德。法尊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弟子，精通汉藏文及佛教教理，译有《现观庄严论》《菩提道次第广论》《集量论》《释量论》等重要经典，曾任中国佛学院第二任院长。赵朴初居士一直活跃在中国现代佛教事业的第一线，为佛教界培养了大量人才，曾任佛学院第三任院长。教务长周叔迦居士（后为副院长）学养深厚，也是很早开展佛教教育的专家。教师队伍则有巨赞、正果、明真、观空等高僧以及吕、王恩洋、虞愚、叶均等学者，师资阵容十分强大。
　　
　　在大师云集的殊胜因缘下，中国佛学院确立了继承传统、适应时代的办学宗旨——培养能发挥佛教优良传统的僧伽人才，坚持爱国爱教的办学方针和学修并重的办学原则，担负起传承弘扬佛教、维护国家团结统一及促进国际友好往来的使命。新的历史使命也对佛学院的学僧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经过全国范围的严格精选，佛学院招收的首届学员有118人，包括两个专修科班和一个本科班，学僧们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不少人在解放前都曾受过佛学院和新式学堂的教育。1959年，又招收第一期与第二期学习班，随后研究部和藏语佛学系也开始陆续招生。佛学院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传承了近现代佛学院的教育经验，教学研究依照现代大学模式，同时坚持上殿、过堂、诵戒、参禅等传统丛林生活。本科课程涉及佛学通论、佛教历史、各宗大意、经论研究、戒律等科目。研究部则分“佛教史研究组”和“教理研究组”，教理组开设了瑜伽学、中观学、三论宗、上座部佛教及因明研究，教史组设有中国佛教美术和中国佛教史研究，研究部所学语言包括了藏文、巴利文和日文。截至1966年，中国佛学院共培养了410名汉藏佛教人才，很多人成为日后中国佛教事业的栋梁。
　　
　　新时代的佛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佛学院师生不仅在校内开荒种植，而且积极参与十三陵水库、人民大会堂修建等首都建设事业。在学术研究方面除了钻研教理，还翻译经论、编写教材讲义、搜集整理佛教史料，缔造了佛学院博研精思的学术传统。在促进国际友好交流、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方面，中国佛学院更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通过接待国际友人、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国外、参加亚洲及世界佛教徒会议等，为新中国佛教及中国政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从1956年成立到1966年因“文革”停办，最初的十年是中国佛学院奠定基业的十年，是群贤毕集、人才辈出的十年，也是中国佛教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历史走向新生的十年。近现代佛教的经验成果通过太虚大师和欧阳竟无居士的弟子（如法尊法师、正果法师、观空法师、尘空法师、吕、王恩洋、虞愚、叶均等），一脉相承地传入了中国佛学院，前辈们关于佛教现代化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模式，也成为中国佛学院建设的依据和基础。比如八宗并弘、三大语系兼备的完整学修体系，为整个中国培养佛教精英人才的高远眼光，国际化的视野格局等。这些都体现出“中国那烂陀”[16]的美好愿景。然而诸行无常，时事难料，“文化大革命”这场不期而至的浩劫，令中国佛学院在茁壮成长之际忽遭摧折。
　　
　　1966年到1979年，中国佛学院的教学工作全面停顿，院领导被打倒，佛像被推倒，经书论著被焚毁。喜饶嘉措大师、周叔迦居士、正果法师、巨赞法师等被批斗，所有师生都被下放劳动或遣回原籍。而设办比丘尼分院、藏语及巴利文系统佛学研究机构等一系列长远计划，也全都化为乌有。在凄风苦雨之中，中国佛学院的发展陷入了曲折的低谷。历史又一次教诫我们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佛教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系在一起，没有国家的安定团结，便不可能有佛教的健康发展。
　　
　　但是，这毕竟是前进途中的风雨，佛教界的仁人志士一直是以生命的真诚和代价谱写着中国佛教教育的新篇章。一旦风雨过后，佛教的大树依然会抽枝吐芽，为人间撑起一片清凉的绿荫！
　　
　　（二）佛教教育现代征程的重新发轫：1980—2000年
　　
　　“文革”劫波过后，中国佛学院迎来了万象更新的春天，中国佛教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也开始重新发轫。
　　
　　经过十多年的停顿与挫折，老一辈高僧大德已近垂暮之年，我国佛教正面临着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窘困局面。尽快恢复教育体系、培养佛教接班人成为当务之急。1980年4、5月份，鉴真大师像从日本回国巡展，这一胜事因缘不仅直接促成了法源寺的修缮恢复，而且重聚了一批在“文革”期间流散各地的中青年僧伽，对时代因缘极为敏感的赵朴老遂向中央提议恢复中国佛学院，由此开启了中国佛学院建设和中国佛教教育的新时代。
　　
　　1980年7月，中国佛学院正式恢复并重新开始招生，9月40名预科班学僧入学。1982年，四年制本科班恢复，60名学僧入学。1986年，三年制研究班恢复。中国佛学院还陆续将优秀学僧选派到日本、斯里兰卡、韩国等国留学深造。为拓展中国佛学院的教育资源、向地方输送佛教人才，1980年、1984年又分别成立了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以两年制专科教育为主，着重培养中级人才。在中国佛学院的引领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组建成立地方佛学院，在较短时间内初步形成了一个高中低衔接、覆盖全国的佛教教育体系，为我国佛教事业的恢复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恢复重建和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国佛学院从改善硬件、提升软件等方面，展现出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新方向与新境界。硬件方面，首先是对法源寺建筑的全面整修，古寺旧貌焕然一新，丁香玉兰争芳斗艳；其次是对图书馆的不断丰富，目前中国佛学院图书馆馆藏佛学图书已达几十万册，成为大陆最大的佛教图书馆，基本满足了佛学院师生的学习研究需要；1998年7月，佛学院新教学楼竣工，兼具教室、礼堂和图书馆的佛学院大楼，其规模、标准被赵朴老称为“在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17]。
　　
　　在软件方面，为适应时代需要，中国佛学院制定了更为全面具体的办学宗旨和培养方法，不断完善学科设置及管理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纯正校风与道风；同时，更加注重与社会各界的互动，参与社会公益与文化交流活动，并积极开展国际友好往来与学术交流等活动，展现出更为开放和与时俱进的姿态。
　　
　　人才培养是佛教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佛学院更肩负着引领中国佛教教育的示范作用，因此对于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把握就显得十分关键。1992年，赵朴老在《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当代佛教教育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在指导思想和教学、管理工作中对学与修的关系掌握、解决得不够好，这是一些学僧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毕业后离教还俗，不能在佛教事业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我们会里研究，我们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要把学与修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18]此后，“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确立成为中国佛学院的核心办学理念。通过坚持上殿、过堂、诵戒、坐禅等丛林规制，坚定学僧的信仰，陶冶宗教情操，培养提升僧格。
　　
　　在学科设置上，中国佛学院的课程较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变得更为丰富和现代。比如本科课程分两大部分：佛学课和文化课，佛学课程包括了汉传佛教的各宗各派，有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南传佛教史、印度学、戒律学、唯识法相学、中观三论学、禅学、天台学、净土学、华严学等；文化课则包括中外历史、中西哲学、古代汉语、外语（英、日、梵、巴）、书法、计算机、文献学、图书馆学、法律法规、茶道课等各种课程，令学僧的知识结构更为多元丰富、心胸视野更为开阔。
　　
　　在学风建设方面，新时期的中国佛学院恪守赵朴老提出的“知恩报恩”的校训，努力营造和合、精进、严谨、奉献的纯正校风。《大智度论》云：“知恩者，是大悲之本，开善业初门，人所爱敬，名誉远闻，死得生天，终成佛道。不知恩人，甚于畜生。”[19]知恩报恩来自于一颗懂得感恩的心，而懂得感恩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尊师重道的品质，另一方面则来自师长德行的感化和德风的熏染。法尊法师、赵朴老等高僧大德的品行如春风霁月，观之忘俗，亲之神怡；十世班禅大师多次来佛学院视察，对大家热情勉励、亲切关怀；白光老法师收集废旧报纸裁剪装订成册，发给同学们练习书法，事无巨细之中，都折射出佛学院师长们培养后继人才的良苦用心。
　　
　　正是由于国家的发展繁荣和有力支持，由于法尊法师、赵朴老等历任院长的领导与高僧大德的关怀，由于众多佛学院法师、老师的无私付出，中国佛学院方得涅重生，在我国佛教教育事业中始终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自1980年恢复至今，中国佛学院培养出来的一千余名学僧，早已遍布全国各地，成为当今中国佛教建设的中坚力量。
　　
　　1980—2000年，是中国社会致力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是中国文化反思历史、学习借鉴的重建时期，也是中国佛教振衰起敝、自强不息的复兴时期。在这继往开来的二十年里，以赵朴老为代表的中国佛学院建设者，从三宝黯然、僧才离散的佛教教育荒漠状态，将佛学院建设成引领全国佛教教育的现代佛学院，为21世纪的中国佛教培养出一大批中坚力量，可谓贡献卓著、影响深远。
　　
　　在这二十年里，中国佛学院在全国佛教教育系统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1986年8月，赵朴初会长主持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提出“统一规划、分清层次”的佛学院建设新方向，并全面部署了建立全国初、中、高三级教育体系（中国佛学院代表高级）的构想和措施。1992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上，赵朴老又针对佛学院“学”与“修”的关系问题，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明确理念，它不仅成为中国佛教学院的办学理念，也引起了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的普遍共识。二十年来的中国佛学院，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佛学院的教育理念更贴近社会现实，硬件建设及学制、课程和管理制度等软件建设都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和需求。另外，佛学院的国际化脚步也开始加快。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佛学院就开始陆续选派优秀师生到国外留学，为中国佛教培养国际性人才。这些成果为21世纪的佛学院建设和中国佛教教育新前景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新世纪开辟出新气象：2001—2016年
　　
　　进入21世纪，佛教发展的时空因缘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导致人们对精神信仰的巨大需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更为开放的世界格局，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更为深入，文化交流与传播具有了超越以往的意义。时代因缘的变化，国家宗教政策也日益开明、完善。2001年12月，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确定了新世纪中国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宗教事业发展迎来了新世纪的新起点；2004年，《宗教事务条例》正式颁布；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将中国佛教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彰显于世界；2016年4月，在时隔15年再次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宗教工作寄予厚望，并明确表示要为宗教团体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切都推动着佛教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社会，更加主动地担负起传播中国佛教及传统文化的使命，同时将自身建设引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现代模式。中国的佛教教育由此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佛学院的发展也在新世纪呈现出种种新气象。
　　
　　1、新校舍建设描绘佛学院的未来蓝图
　　
　　中国佛学院新校舍是中央支持改善全国性宗教团体和部分宗教院校办公办学条件建设项目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中国佛教协会“两个项目”建设的重要内容。从确定选址到征地再到总体规划设计、专家论证等环节，佛学院新校舍项目历经十几年之久，牵动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获得了从国务院、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到北京市一致的支持。
　　
　　2002年，国家全面启动改善全国宗教院校的办学条件，中国佛学院的扩建工程在计划之列。2006年，新校址初步确定在北京潭柘寺。2011年，中国佛学院新校舍项目完成了在北京市海淀区凤凰岭的重新选址工作。2013年7月22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北京市海淀土地储备分中心签订购地补偿协议，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中国佛学院总建筑规模5.2万平米，其中包括了教学培训、禅修、对外交流、佛教文化研究及展示等丰富功能，总投资规模6.6亿元。此后，中国佛教协会多次组织召开了由佛教文化、佛教建筑、佛教艺术、佛教教育、总体规划、建筑设计、环境保护等方面专家学者参加的论证会，就中国佛学院新校舍的总体规划设计进行研讨论证。从2014年3月3日起，中国佛教协会还在官网上发布公告，向全国佛教界和全社会公开征求对佛学院设计规划的意见建议。
　　
　　中国佛学院的建设得到如此高级别以及各方面的重视，在佛教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体现出国家对佛教院校建设和佛教界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寄予了对佛教现代价值和积极社会作用的认可、期许，也为中国佛学院的未来描绘了无限广阔的发展蓝图，预示着中国佛学院的发展将进入一个飞跃的时代。
　　
　　2、教制、学制建设加速佛学院的制度化步伐
　　
　　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全球化影响更为深入广泛，这推动着中国社会法治化、制度化建设迈向更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佛教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迅速提升，在融入社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佛教教育开始与社会教育体系接轨。中国佛教教育也进入了一个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新时期，中国佛学院的制度建设在近十几年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划时代的成果。
　　
　　2012年11月5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宗教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审聘任办法（试行）》和《宗教院校学位授予办法（试行）》（“两个办法”），并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两个办法”的公布实施，对于切实加强中国特色宗教院校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加强和创新宗教院校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佛学院被确定为全国汉传佛教院校贯彻落实“两个办法”的唯一试点院校，并明确要求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全国佛教院校中推广。
　　
　　2014年7月，中国佛学院举行了首批教师资格证书颁发仪式及硕士学位授予仪式。2014年11月，中国佛学院首届博士研究生入学典礼在佛学院礼堂举行。此次博士研究生招生，标志着中国佛学院开始自主培养博士生，完备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制体系。2015年6月，中国佛学院2015届本科班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这是中国佛教教育史上首批学士学位的授予，也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正式授予宗教院校学士学位，因此具有划时代及里程碑的意义，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佛学院教育事业的新篇章。
　　
　　中国佛学院近年来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和成果，一方面说明了国家对佛教教育的高度重视与深切关怀，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佛教界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的强烈愿望和积极努力。远溯太虚大师整理僧伽制度的宏愿，佛学院制度建设的成果更显示出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而建构更为完善的当代佛教教育制度，应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3、文化建设、国际交流提升佛学院的社会影响
　　
　　21世纪的中国佛学院，在佛教文化建设和国际交流方面展现出与时俱进的新风尚，辐射出当代佛教的文化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推动中国佛教教育更积极广泛地参与社会、交流互鉴。
　　
　　经典教义的现代诠释是佛教中国化、社会化的时代要求。2008年4月，全国首届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在中国佛学院举行，来自全国20个省、直辖市和台湾、香港地区的48位讲经法师参加了盛会，由此带动了全国佛教界研习经典、阐扬正信的良好风气。至今，全国讲经交流会已连续举办八年，并于2015年升级为“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发展为涵盖三大语系佛教，融交流、示范、研讨、培训、巡讲为一体的综合性佛教系列活动。中国佛学院历年来一直积极参与讲经交流会，通过这个文化交流和人才培养的殊胜平台，发现、培养、锻炼了不少青年人才。2016年5月，中国佛学院学生代表队又参加了由中国佛教协会在杭州主办的“2016佛教辩经会”，并获得“金莲花一等奖”。
　　
　　学术研究原本是中国佛学院应有的职能和特色，随着佛教文化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佛学院的学术研究事业也迈上了新台阶。2010年2月，中国佛学院增设研究部，工作内容包括教研、立项研究佛学课题、整理中国现当代佛学研究成果、相关丛书和院刊的编辑出版及发行工作等。近年来，研究部主要致力于《中国佛学》《法源文库》等书籍的编辑出版，2013年编订出版了《刘峰著作全集》。佛学院还完成了《中论基础教程》《华严五教章基础教程》《大乘百法明门论基础教程》《教观纲宗基础教程》四部本科生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任务。目前，该教材已在全国佛教院校开始使用。佛学院还举办了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开设学术讲座，邀请海内外高僧大德、社会知名学者来校讲学，极大开拓了佛学院学生的知识视野。
　　
　　佛学院师生还更广泛地参与各种对外友好交流活动。比如接待来自两岸四地以及亚洲、欧美等世界各地友人参访交流；2002年及2005年分别护送佛指舍利到台湾地区和韩国供奉；2004年4月，佛学院与泰国摩诃朱拉隆功佛教大学签署《学术交流意向书》，达成合作协议；2016年6月，由中国佛学院等八所佛教院校组成的中国佛教教育访日考察团赴日本考察佛教教育。
　　
　　2001—2016年，中国佛学院走过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中国开始崛起于世界，中华文化走向复兴，中国社会重拾精神信仰，中国佛教重焕千年光华。十五年来的中国佛学院，在全院师生的热情奉献中，已茁壮成长为根底深厚、花果累累、壮志凌云的佛教大树，不断为社会带来荫凉，为世界送去芬芳。置身无限广阔的世界风云，未来的中国佛学院势必成长为气象万千的苍天大树，并将佛教的种子撒向十方！
　　
　　三、“历尽艰难曾不悔”——中国佛学院六十年的优良传统
　　
　　从1956年到2016年，中国佛学院书写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六十年的道路，是中国社会迎难而上、不懈探索的过程，是中国文化不断扬弃、重建自信的过程，是中国佛教超越自我、转型再生的过程。这种“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造就了中国佛学院的发展之路，积淀了深厚纯笃的学风、道风，形成了特殊的精神传统和学修氛围。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在中国佛学院不断开拓进取的历程中得到了全面彰显和丰富创新。在纪念中国佛学院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也需要总结、传承与发扬中国佛学院宝贵的办学经验和优良传统。
　　
　　（一）爱国爱教、为法献身的崇高使命感
　　
　　中国佛学院的最早一批缔造者，都是从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动荡中走过来的佛教界大德，他们深刻体会过国运衰乱、外侮屈辱、民生疾苦、佛教多艰，也亲身投入爱国护教、弘扬正法、振兴教育等近现代佛教事业。如喜饶嘉措大师1937年应国民政府礼聘，担任国立五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的西藏文化讲座讲师；建国后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过重大贡献，被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赞誉为“爱国老人”。赵朴初居士在抗战时期的上海，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妇女支援前线，收容大批难民，教养流浪儿童。法尊法师和正果法师，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主持汉藏教理院，直至解放前夕，为中国佛教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巨赞法师，于抗战期间创办《狮子吼》月刊，勇敢担负起抗日宣传的时代责任。明真法师，曾撰写抗日救国和佛教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海潮音》《人海灯》《正信》等佛学杂志上，并参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爱国救亡活动。圆瑛法师和明法师在上海曾组织抗日僧侣救护队，在几个月内救护伤员近万人，而两位法师却因此被捕入狱，遭受刑讯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
　　
　　对国家和佛教的无限热爱与忠诚，是佛学院的开创者们共同的精神品质。因为这份“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伟大使命感，他们可以为国尽力、为法忘躯、为佛教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法尊法师早在上世纪20年代，便已立下了“为法牺牲的决心”[20]，并两次入藏求法。1925年第一次入藏途中，因阅义净大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而生起牺牲一切、传承正法的大愿：“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些佛典经论，皆是我先觉牺牲了无量生命财产和心血身汗，更受过无量的痛苦、忧急、悲哀、热泪，才换来这些代价品。换句话说：我觉得这些经书上一字一画，便是一滴血和一滴泪的混合品，那时我们先觉发大悲心、大无畏心，立大誓愿和不顾一切的牺牲，所请来的和译出来的……先觉的这种大慈大悲和大无畏精神，我羡慕极了，我也想牺牲一切地去学学先觉，我对于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内地所没有的，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所缺。”[21]这种为佛教不顾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推动着法尊法师夜以继日地翻译汉藏经典、培育佛教后学，即使经历了“文革”的迫害，身心俱疲，依然以无我的发心承担院务工作，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翻译、研究和教学，直至1980年12月，在伏案工作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圆寂。
　　
　　师事法尊法师40多年、为中国佛学院付出心血逾30年的正果法师，同样是爱国爱教、为法献身的典范。解放前夕，有人劝他离开大陆，但他选择了与祖国同在、“给佛教作种子”[22]；“文革”时期就有人劝他舍戒还俗，而他选择了严守净戒、拒绝还俗；临终前两天，法师主动提出出院回寺，静待往生，坚持了一个出家人的本色。法师的临终偈语：“坚持无上菩提心，专修四宏誓愿行，弘扬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萨度众生。”[23]正是他一生大愿大行的写照。“有我在便有佛法在”[24]，这是正果法师对三宝的无限忠诚和永久承诺，也是佛学院的后来者应该勇敢担当的使命。
　　
　　赵朴初居士更是将一生都献给了新中国的佛教事业。从建国初，他便参与筹办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成为新中国佛教事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文革”后，全国佛教一片衰败，赵朴老克服重重困难、倾注大量心血，帮助各地寺院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了许多重点道场，使三宝得以重光。80年代初，又为佛学院的恢复费尽心思、奔波辛劳。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间，赵朴老为中国佛学院的建设发展、为新时期的佛教教育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对佛学院建设忘我投入、巨细无遗，对佛学院师生关怀备至。1986年，佛学院选派五位青年比丘赴斯里兰卡留学，赵朴老不仅亲自写信给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几位大使，委托其照顾，当听说五比丘经费短缺、生活困难后，还联系香港佛教界大德进行资助，每月提供给每人40美元（其中朴老自己每月出资10美元），直至学业完成。1996年为筹建佛学院新教学楼，年近九旬的朴老不顾病体，率先个人捐款10万元，又写信四处劝募，感动各界踊跃捐助。时任上海龙华寺方丈的明法师接信后，当即将个人准备料理后事的30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了出来。[25]正是赵朴老等前贤大德的无私奉献、为法忘躯，方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佛学院，成就了一批批年轻佛子的法身慧命。
　　
　　如今的中国佛学院，正处于国家支持、社会渴求、世界呼唤的上升发展期。但是在这样的和平年代，我们更不能忘记爱国爱教、为法献身的佛学院精神传统。秉持这一精神，我们才能奉行佛教报四恩的优良传统，不辜负国家的期望、社会的支持，以更大的发心、更多的努力回报祖国和人民；树立这一精神，我们才能广发大愿、广修正行，用大愿大行来带动我们的人生、充实我们的生命、发挥我们的潜力、实现我们的价值；坚持这一精神，我们才能传承佛法、续佛慧命，在这个佛教发展的黄金年代做出不负于时代、无愧于前贤的历史贡献。
　　
　　（二）淡泊名利、求真重道的精神
　　
　　中国佛学院的六十年是曲折不平又坚韧向上的六十年。经历过物质的匮乏、时代的动荡、人事的更迭、世俗的侵袭，佛学院依然保持着纯正笃厚、积极进取的校风，正是凭借一种淡泊名利、求真重道的精神。太虚大师在1921年给汉藏教理院的开学训词中提出“澹、宁、明、敏”四字院训，列于第一位的即是“澹”字：“澹，谓淡泊，即淡于欲。……若不甘淡泊，则贪欲心滋长，放僻邪侈，无所不为，于是种种恨斗争因之而起。要除此种种不良恶行，即要甘淡泊，守清苦。”[26]在给闽南佛学院的训词中再次强调：“我以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才配称做现代的学僧：一、要守清苦淡薄的原有的佛教生活：出家人，尤其是修学的学僧，不要以奢华的生活为美，而且要比较一般人格外能清苦淡薄，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以此为我们出家人的美德。二、要能勤苦劳动：受过教育而有知识的僧徒，要格外的勤苦劳动才好！”[27]
　　
　　在中国佛学院的精神传承里，即有似苦实甘的“澹”字深味。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佛学院也不例外，物质条件极为简陋，师生生活十分清苦。吃穿条件固然俭朴，连课程讲义也都是老师们自己编写，然后用蜡纸油印而成。在学习之余，全院师生每天早斋后集体出坡打扫卫生，开垦校园荒地植树种菜，并积极参与首都各项建设事业。1958年3月，中国佛学院学生在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义方法师和正果法师的带领下，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为期十天的义务劳动。佛学院师生不仅超额完成任务，而且在与体力相差悬殊的解放军进行劳动比赛时获胜，这种勇猛精进、忘我奉献的精神引起很大社会轰动，得到工地广播站和报纸的热情表扬，并被评为“先进单位”。
　　
　　上世纪80年代佛学院刚刚恢复时期，甘于淡泊的风气，仍然保持完好。这不是一两个人自发形成的，而是从院领导到法师、老师再到同学，自上而下言传身教、感染效学，逐渐积淀而成的。例如赵朴老本人的生活就非常俭朴。朴老在对外参加活动时很注重仪表，但他平时的衣服都很破旧，经常打着补丁；在披阅文件、传达指示时，用的都是废信纸边和旧信封，经常把旧信封翻拆再用；朴老大半生都居住在北京小胡同里的狭窄四合院，多年坚持不换房、不配好车。生活上布衣蔬食、尽量节俭，但为了帮助受灾群众，朴老却无比慷慨，常常倾囊相助。1991年国内发生水灾，他率先捐款10万元人民币救助灾区。据概略统计，从1986年至1998年，朴老的个人慈善捐款就达240余万元。正是赵朴老以及许多佛学院前辈们清廉高洁、舍己为人的行谊，带动和营造了中国佛学院珍贵感人的淡泊之风。
　　
　　对物欲看得“淡”，才能对佛法兴趣“浓”；不求一己之名利，才能求法、求真、求道德、求学问。自建院以来，中国佛学院的法师、老师们一直践行着艰苦淡泊的精神传统，将全部身心投入佛教教育事业，或教学，或研究，或管理，或服务，用自己的生命延续着佛学院的生命。在当今这个物质极为发达的时代，艰苦淡泊的精神并不过时，甚至更显重要。面对越来越优越的外部环境，我们需要有更清醒的头脑、更自律的精神、更坚忍的意志和更广大的发心，耐得勤苦、守得淡泊，在真心求法、勇猛利他中将自己的生命价值发挥到最大。
　　
　　（三）学修并重、解行相应的踏实风气
　　
　　在现代佛学院的发展历史中，“学”与“修”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核心话题。其背后实际反映的是，佛教如何由传统丛林式教育向现代学院式教育转化、而又不失传统佛教精髓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佛学院建院初期提出“以学为主，学修并重”的原则，后来改为“学修并重”，但实际仍以学为主，而这成为“一些学僧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毕业后离教还俗，不能在佛教事业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28]。为此，在1992年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赵朴初会长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佛学院教育新原则，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学与修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要求通过教学和管理，使学员达到佛教学识和佛教信仰、修持同步增长”。[29]从此，“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便成为中国佛学院的办学方针。1992年底，中国佛学院即拟订了一个《关于中国佛学院实行院寺一体化的组织建设意见》，对学僧生活进行丛林化管理，坚持上殿、过堂、坐禅、念佛等传统宗教规制，以此严肃僧仪、僧纪。之后，中国佛学院始终坚持如法如律的宗教活动，师生严守上殿、过堂、布萨诵戒、结夏安居等丛林传统，将学修与丛林生活融为一体，培养了宗教情操，涵养了宗教气质，端正了道风、学风。
　　
　　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学修”并不仅仅是学经论、过宗教生活，对于一个心在道上的人来说，生活日用、待人接物无不是一种修行。如太虚大师说：“不要以为劳动不是学，须知这就是锻炼身心的真学……读书固然是学问的一种，但修桥筑墙，砌路跑腿，何一非切身之学？”[30]古代禅宗大德往往都是在搬柴运水的日常劳作中悟道，因此“历事练心”“对境修心”都是很好的学修方式。
　　
　　回顾中国佛学院六十年的历史，其实不乏学修并重的典范。如正果法师，无论在其佛学著作中，还是在个人修持以及弘法利生上，都体现出解行相应、见行合一的风范。法师为佛学院编写的教材《佛教基本知识》，展现了教理行果合一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他自身不仅通达教理，且重视修持止观，深达禅修、屡有悟境，并专门撰写了《禅宗大意》和《止观讲义》。在个人学修的基础上，正果法师还积极致力于培养人才、弘法利生、对外交流等广大的佛教事业，体现了广义的修行，也为中国佛学院学修并重、解行相应的踏实学风树立了榜样。
　　
　　对于我们佛学院的后学来说，学习继承这种学修并重、解行相应的踏实风气十分重要。如果不能真正践行佛法，以佛法来解决自他的“惑业苦”问题，乃至忘记自己的信仰、忽视因果和戒律，那么即使博学善辩、能够登台讲经说法，也不算是真正的佛子。只有以信仰贯穿自己的生命，以戒定慧三学托起自己的慧命，我们的人生才会有足够的深度和高度，也才能真正符顺佛教解脱成佛的宗旨。
　　
　　（四）广闻多参、交流互鉴的开阔格局
　　
　　中国佛学院不仅是培养佛教人才的摇篮，也是对外友好交往、学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六十年来，中国佛学院积极发挥这种桥梁纽带作用，或接待各国参访，或到世界各地进行友好访问，或组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推动佛教文化交流，不断发扬我国佛教国际友好交往的优良传统，为促进国家安定、文化繁荣、两岸交流、亚洲稳定与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拓宽了佛学院师生的心胸视野，形成了中国佛学院特有的广闻多参、交流互鉴的格局。
　　
　　中国佛学院成立伊始，便承担起对外友好往来的责任。如1956年11月，由院长喜饶嘉措大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副院长赵朴初、周叔迦居士、义方法师等陪同出访。1963年10月18日，“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在中国佛学院举行。会议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与会代表，周总理特别肯定了佛教维护和平的积极作用及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这次会议，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参加，代表了亚洲广大佛教徒。……佛教徒总是与人为善，主张和平的，这是佛教教义上讲的。……解决问题靠的是人心，是人心所向。你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手无寸铁，但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地发表了《告世界佛教徒书》。这是一股道义上的力量，是会得到人心的。”[31]
　　
　　1980年4、5月份，鉴真大师像从日本回国巡展，5月在北京法源寺展出。这次活动成为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良好契机，同时促成了法源寺修缮开放及中国佛学院的恢复。1993年，赵朴初院长率团赴日本京都参加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韩国佛教界领导人也共襄盛会。正是在此次大会上，赵朴老提出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新构想，从此揭开了三国友好交流的历史新篇章。自1995年至今，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每年定期举行，至今已圆满举办了18届。
　　
　　2002年2月，中国佛学院99级20位学生护送佛指舍利至台湾供奉。2005年11月，中国佛学院组成24位成员的护法团，护送佛指舍利到韩国供奉。2016年6月，由中国佛学院等八所佛教院校组成的中国佛教教育访日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分别访问了立正佼成会、驹泽大学、大正大学、立正大学、佛教大学、睿山学院、大谷大学、花园大学、日宗恳等，大大丰富和开拓了佛学院师生的经验视野。
　　
　　在学术交流方面，1986年开启了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这一友好交流模式。历时30年的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至今已圆满举行15届，成为中日两国佛教界唯一坚持至今的佛学交流平台，中国佛学院学生每次都积极参与。而在平时，佛学院经常邀请高僧大德、专家学者为师生们作专场讲座，应邀学者涉及佛学、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多种人文领域，代表了国内外学术的高端水平。这些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极大地丰富了佛学院师生的知识结构，拓展了大家的思维模式，传递了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信息，使中国佛学院的学术研究更为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
　　
　　六十年来，中国佛学院还接待了来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朝鲜、韩国、日本、伊朗、孟加拉、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意大利、挪威等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等地区的参访活动。诸多佛教团体、高僧大德和学者居士纷至沓来，在迎来送往之中，营造了佛学院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世界格局。
　　
　　为了将佛学院教育提升到国际化的新高度，中国佛学院自上世纪80年代起即选派优秀师生赴国外留学访问。1981年，中国佛学院首批选送传印法师、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员姚长寿居士到日本京都佛教大学进修。1983年，再次派遣本科学生德宗等四人，前往日本净土宗佛教大学留学。1986年，派遣园慈等五比丘赴斯里兰卡学习。此后，前往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留学的学僧络绎不绝，而园慈法师等后又往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作为中韩佛教友好交流人才计划的一部分，中国佛学院94届毕业生普正、达正两位法师启程至韩国圆光大学圆佛教思想研究院留学。接受了不同国家佛教教育的法师们，为中国佛教带来更加丰富开放的国际化色彩。
　　
　　国际友好交流一直是我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佛学院特殊的历史使命。中国佛学院在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将这一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并与时代结合，开创出融摄学术、教育、文化等多种领域的国际交流新形式。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把国际交流水平推向更高、更深、更广的新境界，让广闻多参、交流互鉴的佛学院传统绽放出更加耀眼的时代光彩。
　　
　　中国佛学院积淀传承六十载的宝贵精神传统，是佛学院建设者们发心与愿力的展现、智慧与热情的结晶、精进与坚忍的果实，说到底，也就是担当佛教命运的使命感和无私无我、无怨无悔的大乘利他精神。1985年教师节，赵朴老的题词《金缕曲·敬献人民教师》，道尽了这片苦心孤诣：
　　
　　不用天边觅。论英雄，教师队里，眼前便是。历尽艰难曾不悔，只是许身孺子。堪回首、十年往事！无怨无尤吞折齿，捧丹心，默向红旗祭。忠与爱，无伦比。幼苗茁壮园丁喜。几人知，平时辛苦，晚眠早起。燥湿寒温荣与悴，都在心头眼底。费尽了、千方百计！他日良材承大厦，赖今朝血汗番番滴。光和热，无穷际。
　　
　　大使命和利他心，超越了个人利益，超越了自我局限，甚至超越了佛学院的“一院”之兴。中国佛学院要真正担负起引领全国佛教教育的重任，不仅要有正确先进的教育理念、完善均衡的教学体制、良好纯正的道风学风，更要具备为整个中国佛教乃至中华文化复兴而奉献一切的大愿力。只有在“历尽艰难曾不悔”的勇敢担当、忘我奉献中，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光和热，才能持续燃烧以至无穷无际。
　　
　　四、面向世界的光荣与梦想——未来中国佛教大学的展望
　　
　　过去六十年的中国佛学院，是中国佛教六十年的历史缩影；而未来的中国佛学院，应该成为中国佛教新历史的写真。在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中国佛教历经一百多年沧桑奋争、曲折重生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凝聚起大气磅礴的复兴力，我们的佛教焕发出再创辉煌的生命力，中国佛学院也应当乘势而起，搭上满载民族梦想和佛教梦想的时代航船，驶向更加广阔的世界、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一）植根传统的精神坚守
　　
　　未来的中国佛学院，首先要植根于佛教传统，坚定对三宝的信仰，坚守解脱成佛的宗旨，坚持戒定慧的熏修，继承丛林教育的经验，重视学戒持戒，重塑僧团伦理。只有执持这一份精神坚守，佛学院才不失佛教的本色，青年学僧才不失僧人型范。太虚大师的谆谆告诫，我们今天依然要记取：
　　
　　“学佛，是以信心为本的……故为学非漫求知识，而要有佛法上信心的充实。换言之，如果信佛，就不失去学佛的资格；不信佛，就是智识丰富，也是于实际毫无裨益。”[32]
　　
　　“梵语僧伽，此云众，并有和合之义。故所云之众，系有团结、有组织、有纪律、有威仪、有目的之社会……要有此理事和合的精神，可谓之僧；失此，则不得谓之僧，仅可谓之杂乱的群众而已！故僧本身之构造，全在于律仪。”[33]
　　
　　因此，未来的佛学院要将戒律的学习和持守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大戒律课程的比重和学修，加强僧团伦理建设，配合现代管理制度。只有建立起严格的秩序、整肃的威仪、和合的僧团，才能将弘法利生的基础打牢。
　　
　　（二）引领时代的发展格局
　　
　　未来的中国佛学院，要开创足以引领时代的广大发展格局。我们的佛学院是中国的佛学院，是当代社会的佛学院，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佛学院，因此，它不仅要立足于佛教自身，更要承载国家发展的理想，满足社会的信仰需求，为这个时代培养佛教精英人才，创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精神文化成果。
　　
　　公元五世纪，